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新旧动能被多次提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

参见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法学家》2018年第5期，第30页。按照本文作者的观点，如果将这里的民主集中制改为议行合一，则更有对比性，也更符合事理。

[21]这和董必武所说的我们的制度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他们都确认了国家权力机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例如洛克的分权学说即主张立法权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的学说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对等，而议行合一则主张代议机关的优越地位以及行政的从属性。1982年11月26日彭真在向全国人大做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地行使国家权力。[49] Sidney Low,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1904, p 56,转引自注27，萨孟武书，第184页。当然，巴黎公社体制下公社相对于行政的优越地位并不意味着公社已经成为最高的主权者，因为巴黎公社的委员随时可以罢免。

[65] 参见许崇德：《中国宪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张翔教授曾详细论述过八二宪法恢复国家主席设置的过程及其意义，他引述许崇德教授的著述，认为设置国家主席，有利于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并以此作为八二宪法采取功能主义原理的一个例证。四、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类型分析 自Warren和Brandeis创设隐私权以来，已经有诸多版本隐私权的定义，但从未取得共识，本文也无意在此纠缠，倒乐意转向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类型分析。

法国1869年《新闻自由法》也传递出同样的法律信号，认为私人生活就是家庭内部生活的同义词，从而公共场所不可能存在隐私权。[49]389 U. S.347，351(1967). [50]429 U. S.589(1977). [51]132 S. Ct.945(2012). [52]李延舜：《大数据时代信息隐私的保护问题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15]由此，同意的事项必须是其知情的事项，但问题就此产生，在公共场所能预见的事项是否必然属于知情进而同意的范畴？举例而言，我们每个人走在大街上都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否仅仅因为这种预见就认为我们自愿承担被车撞到的风险？同样地，我们出现在公园，有可能被别人拍到，也有可能拍不到，但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是否意味着我们默示同意成为他人摄录的焦点？正常情况下，当公民进入公共场所，其默示同意的范围仅限于周围的人对其进行短暂的观察，而不是长久的、细致的观察，或者出现拍摄等情形。可参见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法国、德国、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隐私权》，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在这些案件中，无论是警察抓捕嫌犯还是医护人员救治伤员，对出现在镜头中的被动者而言，是否存在隐私侵权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行为人只要符合上述七个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即可认定侵扰行为达到另一个有理性的人高度反感的程度。

[22]从人的自治出发来理解隐私权，就不会因为人们进入公共场所就自动剥离了自主能力，从而变成人人有份的信息。《美国侵权法复述(第二版)》第652B条规定的就是私人安宁不受侵扰的隐私权，这也是唯一一种不需要实质性损害后果的发生就可判定的隐私侵权类型。[22]参见James Rachels, Why Privacy is Important, Philosophy Public Affairs, 1975(4)，p.328. [23][美]昆廷·巴罗斯：《公民的隐私权与视频监控》，谢晓君译，载张民安主编：《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3页。[9]第二项根据可称之为公共曝光理论，根据此论，公民对被他人在公共场所观察或拍摄的事务不享有合理隐私期待，换言之，只要他人身处公共场所，不论被观察者身处私人住宅还是其他，公民对此都不享有隐私权。

尽管公众对申请人私生活有兴趣，为此杂志发表类似照片和文章有商业利益。虽然德国最高法院认为公众人物应当容忍其照片被刊登，但欧洲人权法院却认为：即便媒体有新闻报道自由，但公众无权知晓卡罗琳公主与公共利益无关的行为……公众并无权知道申请人在何处，她在私人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即便她出现在非私人场所，即便她是公众人物。[24][美]克里斯托弗·斯洛博金：《公共场所隐私权：公共场所的监控与公民所享有的匿名权》，陈圆欣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8-279页。[6]宋占生主编：《中国公安百科全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15][德]Christopher Kuner:《欧洲数据保护法——公司遵守与管制》(第二版)，旷野、杨会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更何况，有些时候，公民选择进入公共场所往往不是自愿的，公民经常面对的情况是：要不就接受曝光的最小风险，要不就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Marshall大法官就在Smith案的异议意见中说：电话公司是为了连通通话双方才监控电话号码的，这并不表明电话公司希望把这些信息透露给社会公众或者政府。[16]239 P.2d 636(Cal.1952). [17]253 P.2d 441，446(Cal.1953)(Carter, J. dissenting). [18]442U. S.735(1979)(Marshall, J, dissenting). at 748. [19][新西兰]伊丽莎白·佩顿·辛普森：《隐私权与合理的偏执：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保护》，敬罗晖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页。

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我们认为隐私权是内涵很丰富的权利，其中包括了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工作场所，原告都有不受被告故意侵扰其生活的权利。[30] 三、公共场所隐私权判定的要素分析 一般而言，判断隐私侵权行为是否成立需要参考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是否对自己的隐私享有合理隐私期待[31]。还有一种非常新颖的电视节目，即电视台与公安、交警、医护人员等共同巡逻或出任务，以获得第一现场并进行直播。换言之，在不同的语境中，公民可以判断并选择将哪些信息对他人公布，这种通过语境来确定其隐私权是否被侵犯的方法，比通过判断公民所处的场所是公共场所抑或隐私场所更加具有说服力。[31]合理隐私期待是Harlan大法官在Katz案中提出的概念，原本是宪法隐私权领域用来分析公民是否享有免受执法人员非法搜查的分析工具，后来逐渐应用到民事领域。(7)获取的他人肖像或其他信息是否涉及法定公共利益。

在美国，隐私权研究一向是在宪法和侵权法两个层面上推进的，即使在被我们奉为法律智识重要来源地的德国，其保护隐私权的重要概念一般人格权也脱胎于德国《基本法》，所以，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存在。[42]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241页。

录音、窃听、偷拍、监视器。(2)被告公开披露的私人事务涉及原告的隐私生活。

【期刊名称】《法学论坛》【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 进入专题： 隐私权 公共场所 。录像、监控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未经允许擅自给他人拍照或摄影，无疑会侵犯当事人的隐私利益，更不用说将拍下的照片擅自披露给无法控制的公众了。

故而，虽然电话亭处于公共场所，但公民在使用电话亭的时候，他享有不受非法搜查的隐私权利。这就是看见与拍照之间的巨大差别。传统隐私权将公民进入的场所是公共场所视为知情，把自愿承担隐私失去的风险视为同意，并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57]487 F.2d 986(2d Cir.1973). [58]麦克拉格教授提出在判断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达到让一个有理性的人高度反感时，应参考以下因素：(1)行为人的动机。

[56]在Galella v. Onassis案[57]中，Jacqueline Onassis(美国前总统Kennedy的夫人)反诉狗仔摄影师Donald Galella的行为构成隐私侵权，该案中，Donald Galella长期对她本人及子女实施骚扰行为，包括发生在学校门口、网球场、游泳馆等公共场所的侵扰，最终，法院也支持了Onassis的诉讼请求。[21]刘泽刚教授通过界定场所的公共性是由其用途或公民在其中开展活动的性质决定的来释疑公共场所隐私利益产生的根源，这种途径与语境的完整性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通过人的选择、自治来实现对隐私权的另一种解读。

当然，在公共场所中，公民对其任何个人信息并不想当然地拥有隐私期待，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会考虑数据开发与利用行为侵犯了他人对隐私的何种期待，以及他人的这种期待是否合理，法律只保护真实且合理的隐私期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一个别人看得见的地方打电话，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权利，当Katz关上电话亭门，他拥有一份合理隐私期待，即，他对着话筒说出的话不是向全世界广播。

即使是在这种场所对原告拍照也不构成侵犯原告权利的行为，因为这种拍照的行为无异于对一个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情景进行记录，与用文字记载没有根本区别。为了找出Jones把货物运到了什么地方，2005年，执法人员向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申请了搜查令，在Jones妻子的吉普车上安装了电子追踪设备，搜查令的时限为10天，执法人员的追踪行为却持续了28天，最终执法人员根据汽车停放位置找到了毒品。

[25]Richard H. McAdams, Tying Privacy in Knotts: Beeper Monitoring And Collective Forth Amendment Rights, 71 Virginia. L. Rev.297，341(1985). [26]马特：《隐私权研究——以体系构建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34][英]N. A.莫寒：《关于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敬罗晖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毕竟，我们不能左右他人在公共场所的所看、所拍、所闻及所想。但研究发现，政府收集的个人信息多是静态的，比如住址、移民、保险、破产、特殊职业、逮捕、结婚、离婚、财产等等，那么，在公共场所，有无政府机关也特别热衷收集的动态个人信息呢？答案是肯定的，United States v. Jones案[51]就是典型。

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反映了这一认识，比如去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在柜台前面设置了一米线，类似的情形可见火车站售票大厅、医院门诊及处置室等。[54]最初，Prosser教授认为侵扰他人安宁的隐私侵权行为不可能发生在公共场所，直到后期，Prosser教授的态度才有所转变，承认特殊情况下，公民在公共场所也享有隐私权，譬如发生在那位游乐场裙子被风吹起的女士情形。

一方面，国人对公共场所中的个人隐私期待呈现出普遍的消退，主要是三个方面合力的结果：首先，科技的发展使得公民隐私的披露变得简单，成本越来越低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公共场所中隐私权和其他权利(如自由权)往往处于冲突之中，但透过冲突的表象，它们又内在的相辅相生。

[19] 2.语境的完整性理论对公共场所无隐私的修正。以电话骚扰他人私生活。